为了让移民群众尽早搬进新房

孙中山先生给宪法所下的定义则为：宪法者，国家之构成法，亦即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中华民国宪法史前编序》)。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最高法院应该采取策略，只审查出现问题以后的法律法规，或者审查由一定的人员或机构提请审查的法律法规或事例。它必须向人大报告，请人大废除它。

人大能创设最高法院，它就能赋予最高法院违宪审查的权力。就人大而言，它仅仅是请它下属的一个权力部门代为行使一项它由于一些内在的困难，自己难以有效行使的权力。在中国的政体里，法院没有能力和立法机关抗衡，它低于立法机关。这是一种相对性的违宪审查权。最高法院没有那项权力。

这在中国也是有一定难度的事。另一种是由它发现某项法律或行政行为违法，但决定权归人大。所谓预算，就是资源分配方案，也是政策的货币表现形态。

另外，宪法问题的集中审议也可以提高判断的效率，有利于加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是传统权威体系开始分崩离析的标志。不得不承认，立法法所规定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审查程序与现代违宪审查制度的原型还有很大的距离。为了方便全国人大行使在合宪性审查方面的最终判断权，可以明文规定：宪法委员会对法律是否违宪的提诉的审查结论应尽量在每年三月上旬全国人大开会之前或者在会议期间做出。

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状况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下，大量个体以原子化的形态游离于既有的社会结构之外，新的权威或者制度性权威的替代品已经失落，而一元化权力结构也再次濒临瓦解的险境。经济绩效本身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合法性的危机，只能推迟危机的爆发，而在延宕的过程中倒很有可能促进社会的结构性腐败，为新的社会革命创造条件。

要对违宪法规和违法行政举措进行审查，司法权、至少是其中一部分（例如最高法院或者宪法法院）的威信必须达到极高的程度。要创造这样的条件，当然离不开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要创造这样的条件，当然离不开顶层设计和顶层推动。预算议会还有利于在有效地加强民意代表对行政权的监控的同时，也加强政府独立面向社会承担责任和政治风险的能力。

地方法治竞争红利政府从市场撤退、削减审批事项后所留下的权力空白，需要司法和律师来填补。在地方分权的思路中考虑地方政府之间的法治竞争机制的形成和发展，首先需要重视浙江、江苏、上海等省市的法治指数、法治白皮书等富有创新意识的实践活动。当前的突破口可以在各个地方层面选定三处，即伸冤审要案、清理地方债以及加强人民代表议决权。通过预算议会的制度设计，可以很好地把国有企业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整备以及治理方式的转换有机结合起来，也可以很好地把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衔接起来，还有利于各种利益群体和政治势力在编制和审议单纯的财政预算的程序中学会妥协的技巧，逐步提高人民代表从事政策竞争和参与政治决策的能力。

概括起来可以说，中国似乎在法治民主上已经达成了基本共识。明确了党要守法和摈弃特权的治国方针。

行政问责的意图不仅仅是限制行政权力，还要最大限度提高行政效率，使得公务员的人数、能力、经费、设施、权限、责任都能充分动员起来用于政策目标的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与行政首长都很强势，可以互相制衡，但却不会影响地方的行政效率，因为行政首长也有民意作为合法性基础，并且享有广泛的自治权限。

这里所说的三审制，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的以下三项重大举措：加强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审议功能，通过全面的、严格的预算制度来决定政策的优先劣后顺位，改善治理的绩效。这就是对法规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以及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的制度设计。在普通的法院系统内，审判人员的主要任务是严格按照现行法律审理具体案件，服从立法权是制度设计的基本要求，因而他们对违宪法规进行司法审查的动机很容易被压抑，对宪法问题也缺乏足够的专业兴趣和判断能力。一种是公序式合宪性审查的请愿或呼吁，主要是根据现行制度向立法机构诉求，以保障宪法秩序的实效性和法制的统一性为目的。但从成文法体系的客观条件来看，这种司法审查应该采取集中化的制度设计，也就是建立宪法法院。严格的财政预算审议、审计以及问责还是防止地方官员腐败的重要手段，并且可以顺利成章地把治标的惩罚举措与治本的信息公开、官员财产申报等一系列制度建设结合起来。

总之，通过平反重大冤案和公审反腐要案来树立司法的权威，借此推动司法体制改革和制度化反腐，然后再导入司法审查制进一步加强司法独立原则的基础，形成有效的权力制衡关系，这是必须自上而下立即实施的举措。正是法治可以使市场经济的参与者不必担心其他人任意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无需就生产和营销中碰到的各种问题和纠纷解决逐一与政府官员进行谈判，因而可以全神贯注于各自的事业和绩效。

中国在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推行法治，乃改革开放时代制度变迁的必然逻辑。但是，鉴于政治体制改革停滞太久所带来的各种问题，也许我们不得不加快制度改革的进程，现在就着手直接设置宪法法院。

没有审计署的帮助，民意代表的预算审议活动很难深入和具体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财税民主的本质在于一种基于信息的统治。在这里更重要的是，规则平等适用于任何人，政府不得偏袒某一方、也没有超越于规则之上的特权。

考虑一步到位或许有困难，我曾经建议不妨以人民代表大会体制为前提，采取分两步走的方式，先设立直接对全国人大负责的宪法委员会，然后在使之演化成宪法法院。因此，从2012年开始，社会对拨乱反正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期盼显著升温。明确法治的目标是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审计是提高预算执行效率和加强行政内部监察的一种手段。

但为了维护统治的正当性，又需要通过充实福利保障制度来争取广大人民（尤其是低收入阶层）的支持——在这里，社会上的不同阶层和集团的分化是在所难免的，国家机关内部的政策争论也是在所难免的。对于处理历史遗留的私有房屋产权的政府抽象行为的异议活动，是随时有可能转化成宪法诉讼的。

另一种是私权式（privaterightsmodel）合宪性审查的提诉，例如中国的平等权诉讼、围绕受教育权的一系列案件，主要是以保障人权、公民的基本权利以及私人之间权利相互调整方面的具体的公道和公平为目的。至于保障人权和公民基本权利方面审查程序的启动，则暂时由国家信访局来归口进行，等等。

既然中国已经市场化、多元化以及国际化，那么新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当然要以此为参照，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由此可见，作为中国梦的制度载体，除了法治与民主，我们别无选择。

因而这一制度设计方案的基本特征是首先让代议制的讨论范围尽量限定于那些在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公平分配的租税和财政事务，而暂时对其他政治性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非政治化的冷却处理——搁置争议，留待今后的适当时候去解决。问责审计模式对于国家权力中立化而言，改革党派性太强的公务员制度以及在审判独立的前提下健全行政诉讼制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就是说，强势群体与弱势群体相对峙的格局以及解决利益和价值冲突的现实任务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无从回避，最佳切入点在于注重程序公正的法治。日本受法国影响，在二战之前曾经把会计检查院定位为天皇的直属单位。

显而易见，为中国重新塑造妥当的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换个表述，也就是要让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改革以实施财税民主作为出发点，通过刷新资源管理方式来重塑政治生态。

另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树立一个真正能得到人民内心认同、自愿遵循的权威体系，防止出现各行其是、无法合成公共选择的乱象。概括地说，重新塑造权力结构和权威体系的作业可以分为两个步骤。

市场竞争机制还会促进功能分化和利益集团分化，导致社会的结构和思想状况具有越来越显著的多元性。但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状况是：在全球资本主义大潮的冲击下，大量个体以原子化的形态游离于既有的社会结构之外，新的权威或者制度性权威的替代品已经失落，而一元化权力结构也再次濒临瓦解的险境。

很赞哦!（81）